元佑四年就这么过去了,朝中大臣们来来去去,起起伏伏,逐渐形成了吕大防和刘挚两强对立的局面,其余像韩忠彦、许将和苏颂等人虽然也位居高位,但名利心不强,又不善经营,便如过客一般。
苏轼离京后,苏辙一年内数次得到提拔,先是起居郎,再是中书舍人,如今已经是吏部尚书了,不能不说太皇太后对苏家兄弟确实不一般。
元佑五年的正月,范祖禹呈上札子,进言苏轼文章为天下所重,加之对朝廷忠义,遇事敢言,不可以长时间离开朝廷,请求召回。
但苏轼这时正忙着清理西湖呢,自然不可能还朝了。
西湖的治理在苏轼拿到朝廷下的度牒后,便开始着手准备了。
然而苏轼的文采又给他惹麻烦了,在上呈朝廷开湖的状子中,他说杭州之有西湖,如人之有眉目,所以不能废。这话一出,自然被言官攻击他开湖之举只为“游观之美”。
当然,这不是苏轼的问题,只是有人不想让他回京的常规操作。
西湖的问题先是淤泥,这个好解决,只要有足够的人手和船只,挖就是了。
正遇上灾年,苏轼便以工代赈,让那些没饭吃的人都到西湖里挖泥巴,由衙门提供伙食,又征调了部分扞江军前来帮忙,人手自然不是问题了。船只不够,苏轼便给周边的秀州等地写信求援,他在朝廷里人缘不好,在地方还是很受欢迎的,所以很快就有了足够多的运泥船。
可如此多的泥往哪里运,也是个问题,苏轼由湖上东西向的白堤得到灵感,便将清理出来的淤泥筑成一条南北向的长堤。
工程前后共耗时四个多月,大功告成之日,西湖焕然一新,且又多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长堤。白公堤不是白居易修的,苏公堤却实实在在是苏轼的功劳,也值得他得意一回。
再一个问题则是湖中水草和野茭白的肆虐,这个问题苏轼采纳属下意见,将贴近湖边的区域租给民户种菱角,如此一来,每到春季,农户会在下种之前清理一遍湖中杂草,衙门就不用再管了。
苏轼又担心农户越界,在湖中立小石塔为记。
整个开湖过程中,苏过都没有在苏轼身边当监工,他忙着和章惇就朝中的风向商量对策。
如今已是哲宗继位的第五年,朝中自然全是旧党的天下,可新党的那帮人,又不是死了,只是在地方为官而已,所以时不时闹出点动静来,让朝廷不痛快。
除了作大死的蔡确之外,还有像吕惠卿、章惇和曾布这样曾经的宰执,都在蛰伏,等待机会。
前几年倒也罢了,有司马光、吕公着和文彦博坐镇中央,皇帝也年幼,全凭太皇太后处置,新党们全无机会。
可不曾想才几年时间,司马光和吕公着便相继离世,八十多岁的文彦博也实在熬不下去了,在二月光荣退休,朝中再无这等重臣压阵,加上如今小皇帝已经十五岁了,明显表现出对太皇太后和当朝宰执们的不满,所以娘娘也不得不为垂帘听政之后的事情做准备了。
有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,哲宗常用的一张小桌子,已经很旧了,太皇太后便命人换掉,但小皇帝又让人搬了回来,面对询问,他对娘娘说道:“是爹爹用过的。”
大臣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小皇帝的怨气,每次御前奏对,赵煦总是一声不吭,太皇太后一次问他意见,他答道:“娘娘已经处分,还要我说什么。”
所以吕大防和刘挚也开始揣度,等皇帝亲政了,是不是风向就彻底变了?
于是他们开始未雨绸缪,打算召一些没有威胁的新党入朝,缓和一下局势,平息一下新党的怨念,称之为“调停”。